十二月底，台北开始下那种让人厌烦的细雨。
陈映竹发现童坤贤的笑容变少了。不是那种「今天心情不好」的少，是那种——她说不出来的少。以前他会在复健的空档跟她开玩笑，会说「刘老师今天下手很重」，会说「我好像在拍什麽运动员复健纪录片」。现在他什麽都不说，就是做，一组一组地做，做完之後安静地喝水，安静地休息。
她问他怎麽了，他说没事。她问他是不是很痛，他说还好。她问他是不是很累，他说不会。他的答案都很短，短到像在敷衍。
十二月最後一个周三的下午，复健结束後，两个人坐在医院外面的长椅上。天气很冷，细雨斜斜地飘进遮雨棚里。她把围巾往上拉了一点，遮住半张脸。童坤贤坐在她旁边，手里握着一杯从贩卖机买的热咖啡，没有喝，右手手指却在隐隐发抖。
「阿贤。」她叫他。
「嗯？」
「你最近怎麽了？」
「没怎麽。」
「你笑变少了。」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手里那个被捏得微微变形的纸杯。
「今天刘老师按你的时候，你手抓得b以前都要紧。」她看着他，「发生什麽事了？」
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细雨把长椅边缘都打Sh了一片。
「刚才刘老师说，外展角度差了五度。」他的声音很低，混着雨声，听起来特别沉重，「他说术後满一个月是关键，如果这两周拉不开，沾黏可能就定型了。」
陈映竹愣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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